1、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2、把和谐社会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3、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
——2004-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4、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5、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
6、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社会公正问题
7、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的新态势
8、如何防止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
9、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研究综述
10、中国怎么防止“拉美化”
11、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

·领导专论·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胡锦涛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摘自《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把和谐社会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胡锦涛

　　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社会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要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提高政策水平，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落实好。
　　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样，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因而尤其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用来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摘自《人民日报》2005年2月23日)

·学者论坛·

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
——2004-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李培林

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1．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的上访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
　　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2．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上年同期9.1：1有所扩大。
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人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人为366l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国有经济单位中，2004年1---9月，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别为18789元、15982元和15489元；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4655元、8057元、8159元，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0年同期为2.62倍，2003年同期3.98倍，2004年同期则达到4.25倍。
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成为影响当前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
3．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
　　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目前每年的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也就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在农业与非农就业存在巨大收益差距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农村现有的约1．5亿富余劳动力仍将逐步转移出来，城镇本身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使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局面难以在短时期根本缓解。
4．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
　　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说明减贫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除了自然条件，疾病蔓延和教育短缺正成为新的农村致贫和返贫原因。
5．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
　　从我国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机构、审计机构投入反腐败的大量资金和人力看，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应当是说很大的，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少数高官贪污腐败已经从开始的生活腐化性贪污腐败发展到贪婪攫取性贪污腐败，成千万元的贪，这就不能仅仅从涉案高级官员的个人品质变化来解释，必须从完善制度上来考虑。所以应当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干部任免的公开、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资产审查制度及法律形式的以俸养廉制度等。
6．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厉约束
　　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1/4，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而与此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另外，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一些流域和城市水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在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已成为青海省草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沙尘暴源头的阿拉善地区荒漠化面积占80％，沙漠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它的快速发展需要难以想像的庞大资源和能源供给，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和自然和谐的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7．注意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
　　近两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低收人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基本食品的价格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有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并没有影响到中等以上收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0％左右，而低收人群体食品支出还占其总消费支出的50％～60％，在他们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食品支出的增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更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态度和信心。
所以，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
中国在关键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其次，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
　　第三，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老人和少儿的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完善重节约、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五，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羹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2005年的若干社会发展趋势
1．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
2．“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
3．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o
4．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
5．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
6．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7．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摘自《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孙立平

和谐社会的基础：利益均衡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口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
　　2004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人们在这场讨论中所面对的墓本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怎样才能提供效率，同时也要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利益均衡的关键：利益协调机制
　　在2004年，举国上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开始显现初步的效果。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现实性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据报道，我国2004年财政收入将实现新突破，达到26000亿元。在这种发展的态势下，需要更关注再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人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19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额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均衡机制的基础：表达和博弈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在2004年，关于国企改制以及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由资本发动的足球革命的发生，劳资冲突的频繁发生，昭示着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开始形成。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19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
　　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摘自《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0日)

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与趋势
吴忠民

　　中国社会公正的现状不客乐观：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较弱，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障的总体状况偏弱。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的趋势。
不容乐观的社会公正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
　　人口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另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
　　对于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可以形成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也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的合理性相联的，那么对此应当予以客观的承认，而不宜一概从道义上予以否定和谴责。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现在已开始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其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其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其二，对于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其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2．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较弱
　　社会再分配是指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初次分配之后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使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再分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社会再分配当中，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状况又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所以，一个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基本状况，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社会再分配的具体状况。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简单地以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只要把经济搞好，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在这样的目标取向或者是发展观的引导之下，公共投入的重心必定不会放在基本民生方面。于是，这就使得中国目前社会再分配的力度呈现出偏弱的情形。中国目前在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很小。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0％。同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相比，中国现阶段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这三项主要指标或者是最低的，或者是倒数第二，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3．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障的总体状况偏弱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等等。一个社会对于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予以有效的保护，是社会公正的底线要求。
　　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只有4％，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己达8.3％，中国城镇的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如果再将农村中庞大的富裕劳动力数量等因素适当地考虑进去，那么，毋庸置疑，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目前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能的趋势

1．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更加明显的“结构化”特征
　　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之中。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问题尤其是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的持续积累，将不可避免地对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使之出现某种畸形化的情形，并且，畸形化的社会结构又会反过来“固化”某类社会问题，使之呈现出某种“结构化”的情形，进而使某类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现阶段在社会公正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便是如此。
　　当我们关注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一些外在指标如基尼系数不断恶化时，更应当关注这些指标后面的事情，也就是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所存在的更为深刻和严重的问题。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所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其一，从社会基础阶层层面上来看，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现在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数量较大。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极为匮乏。在这样的条件下，基层政府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工人的劳动技能水准在降低，工人中高级工的比例不到4％，初级工的比例则高达80％左右。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没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比如，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总数。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也逐步边缘化了。他们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工人代表的比例从27％降至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21％迅速降到了8％。其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一方面，国家用于改善基本民生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豪华性的公共投入比例过高。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但是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扶贫解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由此可见，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公正外在指标的不断恶化。
2．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将会引发或加重其
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各种类型的社会风险，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风险并发症”，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在中国几乎都具备。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威胁最大最严重的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社会公正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这一类属子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里所说的“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有两个意思：其一，这些社会风险本身就是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其二，这些社会风险的连带性极强、波及面十分广泛，会促成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直接引发或加重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等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等，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使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从而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这一类的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
3．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的趋势
　　中国畸形的社会结构已经多少地形成了一个雏形，社会不公因素的基数在增大、其势能在积累，而且人们的发展观在短时间内难以有一个大幅度的实际改变。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问属很有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演化的趋势。如果听之任之，就会使中国社会面临两种可能的前景。其一，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改革开放以采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成就毁于一旦。其二，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一种病态的现代社会，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人均收入或许不低，如2002年巴西的人均国民总收人为2830美元，墨西哥为5920美元，委内瑞拉为4080美元，阿根廷为4220美元，但是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对外依附性过强，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时高时低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时期地得不到保证。
　　毫无疑问，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刻不容缓的事情。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做的事情大致可以分为“治本”和“治标”两类。“治本”，包括两个大目标：一个大目标是从宏观的角度着眼，要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另一个大目标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应当积极有效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此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各种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建立起各种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并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及时地实现政府职能的定位由经济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换，等等。“治标”方面的事情，就是对已经出现或者是即将出现的有碍于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干预和防范。比如，要建立起系统的社会援助体系，要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要形成高效运转的应急机制，要健全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应对系统等等。

(摘自《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社会公正问题
王春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方向是合乎现代化要求的。首先，中国从过去的阶级分割(甚至断裂，比如农民要转变为工人是非常困难的)转变为人们在不同阶层之间进行流动，这样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不平等程度扩大带来的社会紧张和矛盾(有人称之为修补机制)。其次，社会地位的划分标准从单一趋向多元化，也就是说，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实现向上流动。再次，以能力主义为原则的竞争在社会地位获得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作用。最后，中间阶层在形成过程中。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没有合理化，还不符合现代化需求，那么，这样的结构在未来肯定会有变化，问题在于如何变化。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橄榄型，即中间大两头小模型。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出现，那么社会阶层结构就不可能达到合理化的水平，也不是现代化的结构。那么，中国中产阶层发育如何呢?中产阶层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职业、收入、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等方面内容，从职业上看，他们都是白领阶层，而不是蓝领阶层，从收入上看在社会中处于中上水平，过着带领社会时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较强的阶层认同。从这方面看，中国中产阶层规模相当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有合理化的趋向，经济发展比以前有较高的质量。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和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约束和障碍。最大的一个障碍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在狭窄化。根据中国过去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流动经验，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是教育流动。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在扩充，招生人数大幅增加，为底层阶层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使得教育成本大幅上涨，底层阶层承受着更大的教育负担压力，增加了他们受良好教育的难度，从而限制了他们向中产阶层流动的机会。没有受过一定的教育，就不可能进人中产阶层。中国农村庞大的劳动力基本上没有受过一定的教育，缺乏一定的技能，很难适应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的要求，也找不到这样的职业。而城市社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因国有企业改制、产业结构调整不但没有实现向上流动，反而出现向下流动，甚至下岗、失业，如果说他们过去属于中产阶层(如李强教授认为的那样)，那么现在却进入了下层阶层。从这个意义上，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断裂”现象，是有一定根据的。显然，这种断裂是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壮大和发展的。
　　二是创业流动。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活动空间，于是涌现了不少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乡镇企业管理者、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管理者等，正是他们扩充了中间阶层规模。但是，目前有几种倾向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扩大：第一，与过去相比，兴办中小企业的难度在增大，特别在农村地区，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较容易地兴办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家庭企业，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从短缺转变为过剩，市场空间和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大、那么多了，对下层来说，创业的空间也就更小了。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求职者技能的要求，而对白领职业的数量需求却是一大限制，这一点特别不利于底层阶层向上流动。第三，全球化的影响。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进人工人行列，实际上为支撑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生活奠定了基础。那么，中国要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能否找到相应的阶层基础呢?西方国家有如此多的人进人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在全球的经济竞争能力。中国能否在世界上确立同等的竞争优势?从政治、军事、外交上是否可行?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三是城乡流动。中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分布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显然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扩大。中国农村人口高达9亿之多，全国有4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中国长期实现的是“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管理制度，农村口实现城市化受到重重的制度障碍，即使有1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会务工经商，也不能融人城市，实现城市化。没有大量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那么，中产阶层的壮大也是很难的。而推进城市化，又面临着制度和结构的双重限制和障碍：首先，要改革现有的制度设置，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特别困难的是一些刚性的利益格局不容易打破，比如如何在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的同时使农村居民在城市化中受益，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改革成本，但是目前的财政分配格局也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承担能力。就拿社会保障而言，仅仅面向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面临的“空转”问题，已经困扰着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将社会保障覆盖面向农村流动人口延伸。其次，农村人口长期在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生活，在就业竞争能力上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和帮助，所以他们即使在城市找到工作，也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因此他们首先应该实现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实现了城市化，然后在公平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下，他们的下一代才有可能具备实现向上流动、进人中产阶层的条件和能力。
　　从这里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并不一定能确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着合理的现代化方向变迁，国家必须要从政策、制度和战略上进行有效的改革、调整和干预。具体地说，首先，国家在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要充分重视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和重建，确保社会不平等不损害社会公正，让社会公正来调节社会不平等，确保社会底层阶层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防止上层阶层向封闭型变迁。其次，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社会、经济、外交和政治事务。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没有相应的外部资源支持，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之要求，而且也是改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之需要。后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最后，适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真正建立起一套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各个阶层的自主选择以及相应的对权力制约机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多样的社会阶层变迁中保持社会有序地运行、国家有更大的发展活力，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人口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

·理论聚焦·

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的新态势
廖楚雄

一、系列新情况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矛盾结构的新变化
1．社会贫富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高收入阶层平均年收入至少五万元，部分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元，个别有千万元，上亿元。低收人阶层主要有目前全国尚有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上千万，有城市贫困人口，包括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不少家庭，有失业人员和长期从事低收人工作的居民，以及社会救济优抚对象人员等等。他们的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不高，情绪也较大。
2．私营企业主群体和雇员群体同时在壮大
　　今后非公有制经济还将在较大范围和较大空间内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无可置疑地要发展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雇员群体也同时会要随着扩大，发展成一个较大的雇员群体。这种雇佣关系的存在和不断扩大，无疑会出现一个不断发展的新的社会群体，并牵制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变化。
3．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内部结构在发生变化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比重不断下降。从产业，行业来看，从业工人结构呈多样化。同时，工人中的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比重下降，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收入逐步提高，在生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且要领导指挥着体力劳动工人。就农民阶层来说，由于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和在本乡本土从事加工和其他行业的工人队伍在日益扩大，真正从事种植养殖的农民队伍在弱化和缩小。对于乡镇企业中的工人，他们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成为个体工商户，另有一部分农民则成为一些服务城市生活、来往于城乡之间的城市边缘人口。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引起上述情况的变化，就由此而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变化。社会矛盾结构在原来的工农之间矛盾，城乡之间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的矛盾基础上就出现了新变化。即出现了高收人层与低收入层的矛盾，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的矛盾，国家公务员与企事业人员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国有企业中的经营者与生产者的矛盾和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业主与雇员的矛盾：构成厂各类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政治，思想的矛盾。新的矛盾的交错重组，呈复杂化新型化的趋势。
二、社会矛盾结构的新变化，带采了矛盾呈现方式的新特征
1．物质利益矛盾成为社会最中心的矛盾
　　由于在现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不够丰富，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和各种愿望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显得极为紧张。这样物质利益矛盾就必然十分突出。加上客观上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样化的分配方式和不完善的现行体制，致使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要大量地、经常地、广泛地反映出来。形成新的经济利益矛盾格局。
2．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多样化向深度发展
　　由于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世界各国之间交往的不断扩大，人民民主自由范围的扩大，人民内部矛盾就客观地广泛地存在于经济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文化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并向深刻化发展。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的矛盾就不断地表现出新内容和新特征。思想矛盾就逐步地深人到了价值观、人生观、民主观、人权观等方方面面，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性矛盾。
3．群际、干群矛盾成为社会最突出的矛盾
　　不同群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要求，这些群际之间的矛盾就必然多起来，复杂化起来，明朗化起来，并日益严重起来。另外，现阶段，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在内容上和表现形式上又有了许多新特点，比如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官僚主义的大量存在，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有些地方，群众还以采取停工罢课、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冲击政府机关等直接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
4．民族宗教矛盾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国际民族分裂、民族独立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相互勾结，到处在兴风作浪，再加上我们在主观上对有些民族宗教问题也有处理不当和工作失误的问题，这就导致了这些年来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错综复杂，使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一起，民族突发事件屡屡出现，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民族聚居地的稳定，成为全社会稳定的一块心病和不可忽视的重要矛盾。

(摘自《湖湘论坛》2004年第1期)
·争鸣园地·

如何防止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
王长江

　　承认党有利益，会不会导致党追求既得利益，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又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担心，一些人才不愿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这里体现的忧党意识固然可嘉，但是，这种担心本身却缺乏依据，带有想当然的成份。
　　让我们先搞清楚既得利益集团的含义。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谋取“私利”、“特权”或“特殊利益”有关。具体说来，可以有两种解释。广义地看，它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者已经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它们具有明显的群体特点，有依靠公共权力而获得的、不同于普通公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并且有意无意地共同维护这种特殊利益。狭义地看，既得利益集团则应当是指那些已经有了既得利益的人们，对许多重大问题有比较一致的观点和认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形成自己的组织，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有团体纪律，有目的地开展活动。
　　不可否认，在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尤其是成为惟一的执政党之后，党的合法利益扩张为既得利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江泽民同志尖锐地指出过这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党内一些干部是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的，希望全党同志都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自觉地同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我们党在这方面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况?掌握上述两种定义，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我个人觉得，简单地认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既得利益集团，还缺乏足够的理由。但完全否认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发展的倾向，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切的看法应当是，既不应轻易断言党内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同时也应看到，既得利益集团在个别地方、个别部门有正在逐渐形成的趋势。只有积极应对，才能化解这种趋向，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

·理论综述·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研究综述
何海兵

1．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
　　其一，中央下放给企业的管理权、投资权、物资调配权、金融控制权等基上被地方政府截留，政企不分的局面纳入了更加复杂的地方利益格局中，造成政企关系的地方化，地方拥有的独立自主权日益增多。而中央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经济干预能力的下降，传统的“条条专政”让位于现在的“块块专政”。获得种种调控经济大权的地方一旦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便很容易萌生地方利益至上的观念，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妨碍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推行。其二，中央在财政上不断向地方让步，对国家财政的控制能力逐渐削弱。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80年代初的60％以上降至现在的40％左右，大大低于国外中央政府的财政集中程度。
2．区域之间利益分化 ．
　　80年代以来，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看，1979-1990年，东、中，西部三地带分别为9.5％、8.5％、3.9％，地带间增长率差距在1个百分点以内。1991—1994年，东中、西部地区增长率分别上升到16.3％、11.6％、10.5％，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区之间增长率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1994年全国乡镇工业总产值为25524.72亿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76.82％、16.78％、6.40％，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2倍多。最高的江苏省达5588.86亿元，最低的青海省仅6.57亿元，两者相差850倍。从各地居民人均收入来看，以东部广东、中部湖北、西部甘肃为例，1994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6367元、3356元、2658元。广东比湖北高90％，比甘肃高1.4倍。1994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61374.4亿元，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62.3％、26.2％、11.5％，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5.42倍。其中，广东、湖北、甘肃分别为2182元、1173元、724元，广东比湖北高86％，比甘肃高3.75倍。目前全国还有592个贫困县，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17.7％、30.4％、51.9％。按人口计，约90％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3．职业利益分化
　　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在扩大。1978年人均工资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50元，建筑业714元，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708元，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694元，金融，保险业610元；人均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392元，农林牧渔业470元，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545元，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573元，制造业597元。到1994年，人均工资收入水平较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6706元，房地产业6288元，建筑业6155元，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5438元；水平较低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2816元，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3536元，制造业4283元，采掘业4678元、最高的金融、保险业已是农林牧渔业的约2．4倍，二者收入的绝对值差额更大，如再加上前者的难以统计的各种非工资收入，二者的差距就更悬殊了。
　　不同所有制的职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86年三资企业的人均工资为1527元，是该年全国职工人均工资的1.14倍，两者的绝对值相差200元。而到1992年，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已达4037元，比全民企业高出1400元，比城镇集体企业高出1903元，其绝对值差额已分别扩大了7倍与9.5倍。到1994年1月至2月，三资企业等经济类型职工的人均收人，又继续上升。当时，全国职工工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26.3％，而三资企业的增长速度竟高达92.2％，比其上年同期的增幅又高出41.7个百分点。现在，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职工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党政机关，科研单位等职工平均收入的2到3倍乃至更多。
4．城乡利益分化
　　城乡利益分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和乡村的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城市和乡村内部的差距也不断扩大。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年均收入之比为2.37：1，1985年缩小为1.72：1，1994年又迅速提高到2.61：1。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和农民所承担的摊派、白条现象，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差距实际超出4：1。城镇中20％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低收入户相比，差距为13：1。就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差距来说，1978年，城镇居民存款数额为154.9亿元，农村居民为55.7亿元，二者差距达2.78：1。1995年，城镇居民存款数额为23466.7亿元，农村居民为6195.6亿元，二者差距上升为3.79：1。
　　在城市内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市居民收人水平迅速提高，总体上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78元提高到1995年的4288元，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5.8％。但各阶层收入已拉开距离，1995年贫困阶层家庭平均收入仅4821元；温饱家庭户均收入12195元；小康家庭为23495元；富裕家庭高达80091元，是贫困家庭收入的16.6倍。从基尼系数来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城镇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而1999年为0.295，增长了84％。
　　在乡村内部，农民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两种：一种是不同行业、不同部门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约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相差2—5倍；与从事个体运输和建筑业的农民工相比，相差5—8倍。另一种是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雇工规模在10—30人的，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4，到了1999年则提高为0.3361，增长了58％。
　　此外，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李强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1)特殊获益者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20年中获益最大，比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证券大户、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技术层等等。(2)普通获益者群体。这个群体人数非常巨大，包括各个阶层的人，
　　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一般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3)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比例不很高，在市场转型的第一个阶段，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曾出现经济利益受损的现象，到了市场转型的第二个阶段，经济利益相对受损的现象则主要发生在体力劳动者中间。目前，最为突出的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就是失业、下岗职工群体。(4)社会底层群体，底层群体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群体：一是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那里的贫困人口还有约3400万；二是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三是贫困农民和一大批流人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张荣洁认为过去传统的利益结构逐渐分化，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三大新兴的利益群体。(1)新富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中获益最大，是“先富起来的人”，它们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五色新富群体，指凭其诚实劳动和经营才能而致富的；二是灰色富有群体，是中国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产物，他们的形成与权力、地位、部门性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黑色富有群体。通过种种非法途径而发财致富的。(2)新中间群体。改革以前，中国的旧中间群体是由类似西方白领阶层的一般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国营企业职工构成的。到了九十年代，各类中小型企业主、中小老板、中小公司经理、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一般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人员可归为新中间收入群体。(3)新贫困群体。改革后出现了不同于改革前的贫困人群(农民、城市弱势群体)的新的贫困群体，他们由下岗失业工人、城乡两栖民工、雇佣工人构成。
　　唐吴则从社会动能的角度，即以各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基本方式作为划分依据，同时参考其占有社会资源的情况及其在资源交换关系中的地位来分析各种类型的利益群体，把中国社会的利益群体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劳动型、资本型和权力型。(1)劳动型利益群体，该群体以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为其实现自身利益的基本方式，并通过劳动中的分工和协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人群，彼此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群体认同感。此外，这里所说的劳动型利益群体并不同于以往经常提及的“劳动人民”，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民”近似于包含了社会上的每个阶层，而忽视其利益差别，更多的具有政治上的功用，却很难作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劳动型利益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包括从事第一产业的纯粹的农业劳动者约2亿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工人阶级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2)资本型利益群体。即以资本增值为其获取利益主要手段的利益群体。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从事工商活动，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资本收益积累财富、占有社会资源。目前资本型利益群体主要包括私有企业主阶层、大部分个体工商户、通过利息、股息、红利、租金等资本收益而致富的人群等。(3)权力型利益群体。该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是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实际控制权(而非所有权)进行获得利益的活动，并参与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权力，当然不仅指控制政治资源的行政权力，也包括控制、管理经济资源的经济权力。干部群体是权力型利益群体的典型，随着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正规，干部群体的获利空间将会越来越小。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弱化，干部群体将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另一种权力型利益群体，它控制的并不是社会政治资源，而是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国外称之为“管理者阶级”，在我国则被叫作“企业家阶层”。权力型利益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摘自《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环球视野·

中国怎么防止“拉美化”
郑秉文

如何理解中国的“拉美化”
　　作为转型国家，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会出现某些拉美化问题。近几个月来，一些西方学者相继就此发表文章。例如《中国是下一个拉美吗?》就认为，“分配不公的中国”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巴西”；认为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不一样，后者的版图较小，人口基数不大，几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村人口移至工厂，使之成为小康阶层；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只要现在采取措施，就有理由认为中国可以避免陷入拉美陷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上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正在拉美化吗?》的长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的法制化建设和社会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土地、失地农民、农民工、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丧失治理的机会，就有可能使日益庞大的穷人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甚至有可能产生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类似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拉美化”的命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我国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将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成是“拉美化”，不仅不符合拉羹国家的实际，而且对我国政策制订者具有一定误导作用，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和大方向会产生误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拉美化的讨论对政策制订者所具有的警示作用。人均GDP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之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同样可能是一个矛盾突显的时期，各种矛盾及摩擦加剧。中国要避免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后，因社会矛盾浮现而开始停滞不前，中国必须防止出现“拉美化”。

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社会保障模式
　　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防止拉美化的一个屏障。尤其对我国来说，完善社保制度和福利制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拉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在这个制度下，如果政府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市场和个人之后，其它方面的福利制度没有及时递补上去，就会产生社会分化；而欧美大多数国家是现收现付制，具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其缺点是国家的财政负担较大。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即部分积累制，在理论上讲，其优点是兼顾到了财政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尽管这个混合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个模式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下去。
　　第二，要确定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如果将社会福利模式大而划之，分为“普救式”(主要是北欧和西欧)和“补救式”(主要是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两大类的话，那么，它们各有千秋。但是，在版图辽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客观条件下，我国是不可能采取“普救式”福利模式的，因为其福利标准是以中产阶层为基准设定的。英语国家的“补救式”总体来看适合于我国：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放在社会底层上，有限的福利资源也集中在社会底层上，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这就是“补救式”的本质所在；而对于中产阶层，国家给予的只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保证而已。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制度是防止拉美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的第一道屏障，是保障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制度安排，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制度体现。
　　第三，补救型福利模式有利于扩大就业。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同的福利模式对创造就业能力具有很大的反作用。“普救式”福利制度下，社会服务业和休闲服务业就业增长缓慢，相对的“过剩人口”比例较高，整体就业水平一直徘徊不前。而补救式福利制度下，劳动市场弹性较大，对“好职业”和“坏职业”都具有刺激作用，他们得以同步发展；其中，“坏职业”成为吸纳社会底层劳动力的一个主要“市场”，例如，美国失业率之所以始终低于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总就业人口中，“垃圾职业”的比例高达8％，而欧洲只有4％到5％，从而使美国几乎成为一个效率很高、运转速度很快的“就业机器”。
　　第四，应吸取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总的来说，除了社会保障的改革比较成功以外，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既不完善，又支离破碎；既没有明确的制度理念，又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模式。因此，它们获得的只是中产阶层的支持，失去的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中产阶级只是对国家的经济制度给予认同，而社会底层则直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满。这必将加剧社会分化，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政府更迭。这是拉美国家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

(摘自《环球时报》2004年12月20日)

·社会透视·

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
曾伟华 金晨

　　建设和谐社会要从各个方面入手。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和谐首先是公平与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城乡和谐路漫漫
　　三农问题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的实例。多少发生在基层社会的真实故事，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得夜不能寐。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警言：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挣扎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等弱势阶层正在被甩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列车。
　　二元制结构在农民的物质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称，民工荒在扩散、劳动纠纷数量在上升，是各地不争的事实，外来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新“剪刀差”越拉越大。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因为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21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农民、城市流动人口无疑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
　　城市里的人们在思考是去KTV还是泡酒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意识到某种暗含的危机呢?只有当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真正成为一种职业群体，并且在社会中的规模变小时，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有效破解农民的生存困境，这是建设和谐社会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区域差别：“楚河汉界”?
　　地区经济差别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经济面向21世纪的重大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东西部的差距：目前，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市仅为650美元。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
　　在广袤的中西部农村，我们触目可及的贫瘠与落后，让我们揪心。经济不发展，西部不富足，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从何谈起?专家认为，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垄断：和谐的杀手
　　有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也不少”，说这些行业收入高。钱多主要是因为垄断。
　　近年来，与普通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不仅工资水平偏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呈日益扩大之势。几年间，一些垄断行业造成了万亿元社会福利损失。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只有引入竞争，才能正确抑制垄断行业的利润，让他们不至于占用并耗费国家大量财富，真正实现资源和资金的优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垄断一日不除，市场一日无公正可言，社会的和谐也无从谈起。
社会阶层分化嬗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户口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　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子稳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包括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各贫富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区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统领各阶层的文化也不尽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社会各阶层都开始相对独立地从事社会活动，彼此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人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就业结构和谐任重道远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有七亿多人。让七亿人有活干，绝非易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就业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
　　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采了困难。另外，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
(摘自《时代潮》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