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态势剖析
城市转型、城市战略和城市竞争力是中国城市发展中三位一体的重要问题,它对中国城市的挑战已经摆在眼前。当前中国城市化中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而其中以竞争态势直接对垒的两极则更为明显,那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从这两大三角洲的城市化竞争中可见城市转型和城市竞争力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
从市场角度剖析。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渐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740亿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262.14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已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区隔,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历史上就不具有对内地的辐射性。改革开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见长,对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主要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口大省这个角色上。而这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好相反。
再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这一地区占了一半。如此具有诱惑力的市场,自然是任何外来投资者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绝大多数是奔着这个市场而来的。
从人力资源角度剖析。从人才的角度来说,由于珠三角城市过度发展,造成居住环境不好,高级人才不愿意来的状况已由来已久。
实际上,东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内地的农民,而在内地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说,东莞的工人相当一部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其素质可想而知。
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人口占全国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数及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5.8%,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4.7%,4.3%,5.4%,5.2%和3.1%。
如果按人均比例来看,1999年江苏、浙江和上海市每百万人口拥有高校1.13所,研究机构5.59所,每万人拥有2.54个高校教师和30.37个在校大学生。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对此评论说: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院校,与其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称。
而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广东省人事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负责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学人才方面,目前广东省做得远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内地人才方面,近年来虽然通过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但同实际需要相比仍然显得不够。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业在招聘人员时,动辄非硕士,博士学位不要,但人员招聘进来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员工作。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本身就说明当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强。
从政府服务角度剖析。从政府服务方面来说,由于珠三角地区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长期困扰东莞等地外资企业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问题,就是这种城市过度发展的后果。
而长三角由于处于招商的早期阶段,所以对外来的投资者关照有加,而且这种关照往往是由当地主要负责干部出面实施的。另一方面,对于大的外来投资,当地政府也以规范和优秀服务相对应,因为大企业不同于中小企业,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带得到官方的照顾,而曾经作为中国计划大本营的上海地区,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
从产业分工角度比较。从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层面,两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目前已经有了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之间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
在外来投资上,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现在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协作则相当令人失望,用“战国时代”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以基础建设而论,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狭小的范围内,居然同时存在着深圳、珠海、广州几个机场,现在广州还要再建新机场。而港口建设呢?目前已经有了广州黄埔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还要再建新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中间无疑有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图,彼此间无法协调和沟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据介绍,广东省原来明确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委书记佟星高调向媒体宣布东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据说,有更高层的领导支持这一新定位。再从产业来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东莞就来一个“电博会”,而顺德、珠海、中山、惠州等地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
这种战国纷争的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力量,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自然会大打折扣。
珠三角城市发展与转型对我们的启示
由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实力对比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目前城市发展与转型中的一些隐忧——
政府主导型的竞争如何更贴近地方实际和长期的比较优势?政府行为如何避免短期化?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独尊”的、“赌气”式的框架,如何使得产业的力量成为主导?城市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简单的“领导的政绩较量”、“经济数字的较量”、“景观的较量”,而同时成为造福人民,立足一个地方长远发展的较量?在城市发展转型的同时,如何避免“挖墙脚”、“以邻为壑”等弊端,进一步推进城市合作?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城市发展和转型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了解城市的历史、现状、经验、模式和规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国际国内城市发展和转型的主流中去;我们不但要从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内部外部方面去寻求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更要从路径选择和战略方案上去寻求新的契机。这时,实施地缘战略、品牌战略等一系列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实现城市转型进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就成为入世头二十年机遇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城市竞争力的实质应是实现城市价值放大城市价值
透过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竞争态势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之间的竞争确实也成为一种综合实力的竞争,特别是体现在跨地区市场化整合资源的过程之中。但在认识到城市竞争的现象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竞争的实质内涵,即城市竞争究竟竞争什么,我们认为,城市之间不是为竞争而竞争,而是为实现价值最大化而竞争。在这方面,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提出一个独特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该系统由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城市魅力系统五个方面构成,共设置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140个,包括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两大类。这三级两类五个方面的指标构成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在这五大系统的实证基础上,该研究指出,实现城市价值是城市竞争力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成为贯穿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城市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了解城市价值为始,以实现城市价值为终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此,城市价值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二是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就是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的高度统一体。
城市竞争力是如何推动城市价值创造的呢?关键在于培植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并在该市场中塑造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决定竞争优势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价值链中的每一个价值活动环节或系统都是竞争优势的一个潜在来源。城市价值创造过程首先必须将城市价值链各个系统中的价值活动进行分解。这种分解有助于发现那些最有可能创造价值的环节。随着价值活动逐渐分解成为越来越小的环节,越来越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就可能被发掘出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活动被区分为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等。这些活动根据它们各自对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弃弱保优,保留其中最优的环节或系统,或者对价值链系统重新进行要素配置和市场整合,使之产生一个新的价值链,从而帮助建立防止竞争对手进入的竞争壁垒,或创造较高价值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价值链。不同的价值链创造不同的竞争优势。城市价值链并不是一堆各自独立活动的简单连结,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价值链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在价值活动分解或整合过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动、直接活动成为创造竞争优势的决定力量,有的是间接活动、辅助活动变成竞争优势的潜在来源,而有的则是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可能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比如,在大连的城市价值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城市价值链中的所有价值活动都成为其竞争优势,而是城市魅力系统这个最优环节创造了大连城市价值的竞争优势,以环境革命为核心的城市战略、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动,塑造了大连城市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大连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逐步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