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逐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

    ——摘自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的讲话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对资金的要求也越来越大，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依靠传统的思维和运作模式，已经不可能了，在此，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大力实施以投融资体制为重点的城市建设资本运作就成为一个迫切要求，在这方面，以上海、北京为首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破题，他们的实践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城市发展的真谛所在。

    城市投资吸引力标志着城市竞争力

    资金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更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血脉，与内陆很多地区因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职能没转变、经营环境不宽松问题而造成外资却步、失血严重的现状相比，沿海许多城市在吸引外资上已经由“软环境”和“硬环境”的层面，而转到以投融资体制创新带动城建引资新格局的层面，如在上海，不是考虑“钱从哪来”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用下代人的钱”以及“用当代人的钱”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高度凝练了上海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程，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城市投资吸引力标志着城市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市场成熟度。资本是市场的稀缺性子资源，是城市竞争的必要条件。资本市场是集聚和配置资本的主要载体和平台，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对资本的集聚和配置有直接关联。一般看来，资本市场越成熟，资本集聚和配置的效率越高，城市活力越强。

    二是市场开放度。市场开放与管制制度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标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关键性产业的非垄断程度、行政审批的简化程度、进出口的限制程度和地方保护程度等直接反映着城市竞争力水平。越是竞争力强的城市，市场开放度越高，政府管制程度越低，而政府管制程度高的城市，市场开放度必然低，竞争力必然弱。

    三是创新环境。在全球资源快速流动的过程中，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全面整合，而整合的最佳手段就是在不断创新中重组，创新是提升竞争力的源泉和动力，政府必须不断地创造最佳的创新环境，并制定政策刺激创新。创新不仅为城市产业结构带来升级和优化，而且将促进产业扩充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从而增强城市价值活动和价值流，以提升城市价值。

    最后一个，就是城市的治理结构。管理城市就是管理发展，城市发展能力建设的核心是城市竞争力建设，管理不同于“管制”，城市管理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从权力管理到权威治理，从行政审批到政务公开，一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城市是和一个负责、独立、高效率的政府行政管理联系在一起的。

    上海以机制创新增强投资吸引力的实践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融资环境的变化，近几年上海不断调整筹资重点的改革创新，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建立举债机制，放大政策投资规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提出了举债建设还欠账的融资思路，为建立融资机制，在各大口相继成立了10多家政府性投资公司，作为政府融资主体，大大扩大了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融资规模。

    实行土地批租，挖掘资源型资金。

    盘活存量资产，扩大社会融资规模。率先尝试对具有收费能力的基础设施进行部分经营权转让和以BOT等融资方式盘活存量，以及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盘活存量，扩大股市融资等办法，筹集资金投入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

    更令人叹服的是，上海在借鉴市场经济的一般做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有所创新，形成了一些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的有效方式：

    特许经营权。上海最早实施的是南浦大桥（投资12亿元）、杨浦大桥（投资13亿元）、打浦路隧道（投资2.5亿元）捆绑项目。3个项目经委托香港资产评估师估价为55亿元，将其中25亿元转让给一香港公司（占45%股权），组建成一家中外合作公司。合作公司首先保证受让方（香港公司）在专营期间内按约定获得不低于15%的投资回报，这种形式为上海交通建设快速发展开辟了新路。

    股权转让。如以内环线为主体资产组建的上海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其35%的股份转让给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上海实业基建控股有限公司，获得6亿美元。

    包装上市。1992年，上海城投总公司以凌桥水厂的12亿元投资作为国有股组建了上海凌桥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水源厂（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形成的原水生产设施）的全部资产净值作为国有股组建了上海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先后从证券市场为上海的引水工程与水厂建设筹资约23亿元。

    公用企业分立改制。上海公交行业从1996年起步，撤销公交总公司，原13家子公司均作为独立的公交运营公司，其中已有8家改制为合资公司，形成了多家经营的竞争格局。原上海公交的状况为8000辆旧车，8万职工、每年8亿补贴，现补贴已基本取消，职工减少到4万，车辆得到更新，数量已达2万多辆。

    据了解，上海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更大，而原来的筹资主体渠道如土地批租等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1999年底开始，上海开始操作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上海市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手抓放大政府投资，一手抓扩大民间投资，同时着力促进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联动，最终实现扩大全社会投资总需求，即通过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通过改革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市场化环境，扩大社会效益。具体为： ——坚持“集中使用，有限投资”原则，政府资金集中投向重大项目和重要领域。

    ——坚持“以小换大，以近育远”原则，发挥政府资金的放大效应和带动效应。

    ——扩大市场准入，给予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平等的地位，消除人为壁垒，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投资。

    ——推进融资进一步市场化，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创新融资工具。 按照上述原则，上海首先改革建设项目资本金投资管理体制，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性质界定，政府只对特殊的高风险、高科技类重大项目，非盈利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和公益性社会事业项目进行投资，明确政府投资资金来源，政府将投资作为资本金注入政府性投资公司，由其代表政府进行投资，并承担资金管理职能。

    其次，吸引社会资金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政府引导和服务功能。

    再次，设立信托投资基金，吸收各类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

    先进城市文化是增强城市引资力的核心

    社会契约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和主心骨，社会契约的概念，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传统社会，有固定的等级结构的改革把这个旧的结构打掉了，把人解放出来了。社会上的每个人怎样以平等身份参与重建社会组织和秩序呢？就要建立一套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就涉及到契约，人人都可以平等的机会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订，使契约精神变成一个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一种文化，一种“契约”文化。这个文化就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核心和基础，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城市的发展就只能是粗略的、原始的，而不可能是精细的、美好的和可持续的。城市文化的重点是信用，归结点是体制和制度。现在我们发展中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制度文化的问题，为了迎接更大资金的进来，我们要着重培植文化理性资源，逐渐形成一个资本对接的至关重要的平台和土壤。目前长江三角洲之所以胜出，原因就在于它的文化与欧美文化已经有很大的兼容性，而其它许多的地方可能就输在这个方面——输在文化上。所以十六大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文化和政治、经济的交融关系，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的改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即以整体的机制和体制来对接国内外资本的新一轮融合，在珠江三角洲，以广东为首将很快制订一套能够跟欧美的经济对接的机制。而面对下一轮欧美大资本的进入，长江三角洲更是在充分利用这种文化的和机制的优势，谋求新一轮发展。抓住这种机会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下一步的体制改革，不是自己看自己，而是到世界范围内看别人市场经济怎么做，应该在这个方面有大的作为。这个市场经济的深化过程可不是象书本上的文字那样空洞，而是实实在在的整个市场体制关系的重构。在这个重构过程中，活动着的全是有血有肉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它是一个统一的重建过程。尤其是后一个意义非常大，那就是在体制重构的过程中让政府官员和素质得到全面提升，进而全面创新城市文化。

    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战略转折时期，所以要很好研究新一轮的经济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变化的趋向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决策的切入点在哪里？以便使我们能够临危不惧、有的放矢，作出一种正确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