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说过，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城市发展的历史。法国哲学家亨利·勒菲弗更把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三个阶段。在现代社会中，城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规模展开的策源地，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高度聚集的空间极核，自然也就成为空间与社会问题频现的集聚地。如何破解城市发展中不断积累的社会风险与问题，构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范式与实践逻辑，成为过去200年间世界各地城市实践历程的主要脉络。

一、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道路回顾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指出，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我们回溯和思考城市发展方式的变迁，目的不仅仅在于对既有的城市发展范式进行细化；更重要的是，是在理解城市发展模式与时代需要之间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城市反思与城市自觉，积极去寻找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城市发展道路。

现代意义的城市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依靠资本对资源的强大配置能力，通过货币关系把人与人的复杂性、多样性关系简单化、齐一化，形成了物质空间扩张、物质财富增长的生产模式。在城市密集空间上，机器大工业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时空压缩，使得工业与城市有效结合，进而确立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体系的关键地位。资本在实现自我增殖过程中，也孕育出新的政治范式，即通过建立支持资本扩张的政治环境，驱使民众通过资本通约将个人生活世界转变为可以量化的物质世界。同时，城市人口集中与生活方式变更激发出消费的集聚，带动刺激了城市的再度扩张，演变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消费逻辑，人口增长、空间扩张、经济规模等城市指标，成为判断城市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的基本标准，“资本—政治—社会”的发展组合使得城市发展等同于资本集聚与分工迂回，彻底扫清了城市扩大再生产的障碍，最终带动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崛起。

二战以后，以石油、重化工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技术对空间的扩张能力使得“科技—资本—社会”成为城市发展的新选。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城市扩张趋于滞涨，主体间性断裂、社会等级隔离、空间弹性丧失等问题突显，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解决了城市旧问题，但同时也带来热岛效应、技术伦理等新问题。正如城市规划代表人物之一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发展的经济追求与欲望思维是造成城市问题的罪魁祸首；城市是现代人们生活的母体，整体的生命城市是一种秩序，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个人，甚至是人类的全面功能与任务。

上世纪90年代，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激活了新的的“科技—人文—生态”发展范式。新范式的合法性意蕴，在于城市空间的生态性与生态环境的城市性相互统一。这明确了城市空间上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包含了自然与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一范式的要义概括为四点：一是城市应该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体现为城市社会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对自然的敬畏，要求把城市社会与人自身和自然界的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三是倡导有限的城市生态观，城市社会必须要保持一定的有序性与多样性；四是倡导在城市发展中内化生态价值，以实现人创造城市与城市创造人的辩证统一。正是在“科技—人文—生态”城市发展新范式的影响下，过去20年间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伦理城市、海绵城市等新理念应运而生，展示出现代社会对城市发展与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高度共识。

二、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世界罕见。在城市体量快速扩大的同时，空气污染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公共资源紧缺、历史底蕴消失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城市发展老路不能重走，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更要锚定“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前沿，高瞻远瞩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这不仅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且更加彰显了我们党着力攻破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培育发展动能的战略自信。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城市实践中，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集合体，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城市发展道路的时代性与价值追求。

第一，新发展理念揭示出以更具动力、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抓住创新，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贯穿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才能抓住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第二，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目标状态，把城市工作的重心要放在城市内部、城乡之间、城市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协调发展上，不断增强城市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彰显城市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三，新发展理念突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高速增长中所积累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真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第四，新发展理念倡导以更加开放的空间治理与区域合作，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能。第五，新发展理念强调了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诉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

所以，新发展理念创造性回答了中国的城市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是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认识的再深化，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新的成果，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全新创造和时代概括。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城市具体的实践上，就是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新道路。

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城市建设的新路径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地的中心城市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也决定了城市发展范式必须要引入更多的符合时代特征和国家需要的新特质与新内容。其核心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一个尊重五个统筹”为遵循，加快形成城市社会发展新的路径方式。从理论上看，新的城市发展路径至少需要以下四点的支撑：

第一，建立以包容性、兼容性与公共性为基础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制度。城市社会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张力和韧性，关键在于差异化主体拥有足够的流动性，得以消解城市发展中可能出现或激化的阶层固化与路径依赖。落实到实践上，就是要突出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依托公共设施营造多样化的共在空间，构建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的主体平等进入城市、相互学习、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多元化主体整合为有机的城市命运共同体，确保城市权利与权力的统一。

第二，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相适应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是把握社会主义大城市建设的关键，以继承发展传统历史文化、展示中华文明独特内涵为着力点，彰显中国城市个性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独特存在。尤其是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快培育塑造新时代的城市精神，是走出国内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城市逻辑困境的行动指南，是城市摆脱外延型增长的基础所在，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城市的根本保障。

第三，以有限范式的自觉合理应对城市未来面临的风险选择。从计划经济和二元经济转向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突显的时代问题往往具有易变性和复杂性，发展风险也表现出高度的综合性和杂糅性，要求我们在看待与解决城市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避免采用一元化范式，以建立有限的范式自觉来破除城市发展中的风险和困境。从实践论的视角来看，有限范式构成了城市现实与城市理想之间张力的桥梁，正是依靠主体性与对象性之间关系的不断调适，城市才得以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城市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

第四，以中观视域的场景构建实现城市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匹配。城市社会的生产、生活与消费场景构成了市民与社会链接的基本单位。而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构建，取决于各项宏观性的政策制度能否有效推动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多元化的“以人为核心”的生产生活生态场景，决定了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成就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市民的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积极推动社区社会治理创新，支持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壮大，细心经营家庭与社区的紧密性，给城市社会不断注入活力，最终形成城市经济社会行动与行为的合力，无疑是克服奥尔森所指“集体行动悖论”的有效方式。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都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能级、推动产业升级、完善社会治理、加强生态保护等措施，展开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内部相互交融，城乡之间相互交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创新，初步形成了“空间-人文-生态-产业”的社会主义城市发展新模式。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更好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都应进一步完善“空间-人文-生态-产业”的城市发展路径，不断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城市建设的新道路。
                                                             （常晓鸣 副教授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